工作一年半攒下5000元，春节借钱支出7000多元。两年前从湖北武汉某高校毕业后，璐璐成了“深漂”一族。今年春节回家，工作不久的她又“破产”了。?
璐璐在深圳一家服装公司做图片编辑兼摄影师，平均每月工资5600元，和所有职场新人一样，她和朋友合租一套三房的公寓，平时搭伙一起做饭，平摊下来，每人每月房租加生活费约1000元。
璐璐最大的爱好是旅游，“隔一段时间去附近城市转转”，去年去了五个城市游玩，花费6000多元。
除去平日和同事、室友的聚餐费，公交、电话费，工作一年半，璐璐攒下了5000元，“我也不知道钱是怎么花的”。
虽然攒下的钱不多，今年回湖北黄石老家，璐璐一点没含糊：给家人准备了4500元红包。
为弟弟买了280元零食，父亲生日当天陪其逛街时，主动支付了父亲看中的一款1699元的手机，加上往返交通费，“这次回家花了7398元，多的钱都是借呗的”。
虽然节后立马“破产”，璐璐觉得这些花费都是“应该的”，“给父母红包一方面是孝顺，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在外面挺好的”。
人情往来成春节让人头疼的最大开销
根据著名互联网金融机构蚂蚁金服发布的2017年年终奖调查统计，在参与调查的20万人中有59%的人表示人情往来是春节最让人头疼的最大开销。60后、70后、80后三大人群的春节最大开销为“给孩子的压岁钱”。
根据AI财经社在春节期间的调查显示，福建、浙江为红包数额最高省份，福建莆田的平均红包数额更是直接破万。此外，华东、华北地区亦为红包份额较高地区，包邮区、北京的红包均价直冲四位数，东三省均值500元左右，而广东则以50元的低额引人注目。据AI财经社调查，在江浙沪皖包邮区，关系一般的同事间互赠红包至少200元起步，亲戚之间则是500元起。
春节人情来往成为了中国人新春佳节最为头疼的一大问题，春节被过成了“春劫”，钱包被“洗劫”“瘦身”估计是很多人春节最痛的领悟吧。
春节为什么被过成了“春劫”？
众所周知，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是从几千年的历史来说，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当中，春节是农耕经济最明显的产物，每到春节意味着是两个经济循环周期的交界点，春节的到来意味新的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的开始。
春节聚会在农业社会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农业需要一个家族一起的劳动，所以需要通过一种合作来形成团队的凝聚力，春节聚会无疑就成为了这种合作凝聚力最好的体现，春节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是一个大的家庭进行协商分工的重要聚会。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农业时代，春节都是大家进行大事协商，齐心办事的重要时间节点，此外也是大家进行经验交流和生产信息交流的重要机会，所以在古代由于这种生产力作用或者说财富创造作用让大家都会舍得为过年花钱，因为这个时候的投资其实为的是来年更好的收获。然而，随着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乃至于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春节的生产力联合与信息交换功能被不断弱化，这个时候花钱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费，当然不会让人那么好受了。
与此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春节也是一种最为朴素的经济再分配的过程，压岁钱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就变成了一种再分配机制，在古代由于财不外露思想的影响，一个家族中的财富不均其实是很容易出现的，但是一般的富人也不会很经常对穷人进行施舍，那么春节无疑就是一种好机会了，在同一大家族的内部，富者对穷者进行帮助，通过给孩子红包的形式进行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从而缓解一个家族内部的贫富差异。但是，这个的主要作用依然是家族聚集而居的时候才是明显的，现在由于大家被社会化大生产打碎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所以现在的压碎钱也就变成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财富分配，再加上中国人好面子的心理，往往打肿脸充胖子，宁愿勒紧裤腰带，也不愿意在过年的时候在亲戚朋友面前显得小气丢脸。
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都是春节异化的表现：
一方面，春节的生产功能被异化了。
原先春节的作用是促进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现在春节的作用被异化成为一种单纯的高消费。这种消费功能的异化，让春节成为了炫耀性消费和畸形消费的联合节日，这种情况在越是传统的中小城镇或者区域就越是严重，如果春节不高消费就会被别人看作混得不好，或者没有面子的行为。
另一方面，春节的分配功能被异化了。
本身春节的分配仅仅是大家的一种出自同理心或者爱心的行为，但是现在原来中国传统乐善好施的礼仪和礼尚往来的人情交往有时候或许成为了一种变相的人际攀比，成为了一种被绑架的财富“洗劫”，这就失去了春节分配功能的本意了。
所以，春节变成“春劫”，我们要认清这个问题的本质，好好来考虑我们自己的处理方式，让春节变成一个量入为出的节日也许才是回归春节本质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