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达摩院逐鹿科技“江湖”

近日，阿里巴巴向世人宣布了一件充满改变世界野心的计划：成立探索人类科技未来的实验室“达摩院”，要在三年内研发投入千亿元人民币。

对于达摩院，人们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此时建立?它的意义何在?投这么多钱值不值?够不够支撑它逐鹿科技领域的野心?

砸钱入局

未来3年年均技术投入超300亿

在云栖大会前一天，马云曾与13位顶级科学家进行会谈，其中包括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院士、中国量子力学第一人潘建伟院士等。他公开表达对科技的热爱和尊重，自嘲“往往最不懂技术的人最热爱技术，因为是真心的热爱”。

确实，阿里在技术上的投入较往年大幅增加。根据阿里财报显示，2017财年(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底)其技术投入为170亿元。同期，百度为101.5亿、腾讯为118亿、京东为54亿。按照马云的说法，未来3年阿里对技术再投入千亿，这意味着年均技术投入将超过300亿元，这或许颠覆了普遍对阿里商业强于技术的认知。

成立达摩院，马云依旧将技术创新的人才纳入其中。在首批公布的学术咨询委员会中，10人就有8人为院士，包括三位中国两院院士、五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具体而言，在人工智能方向，达摩院纳入了世界级泰斗Michael I. Jordan和美国工程院院士李凯;基因研究方面，纳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领军人物George M. Church。

如果说达摩院吸纳科学家是前瞻布局，那么当下达摩院还需做一件事——通过平台连接更多的产业。

达摩院院长张建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达摩院主要是提供平台，引入更多的人才，从而可以打造基础设施，再通过阿里云输送给更多的客户，“让客户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研究院，通过阿里云这个平台，连接更多的行业。”

前路未卜

1000亿能不能支撑达摩院的科研野心?

提到NASA，你会想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其实，它还是国内商业巨头阿里巴巴的一项计划的名称。在 “NASA计划”中，阿里拟组建独立研发部门，储备面向未来20年的核心科技。

达摩院的野心是建立世界级科研机构。它的主体由三类组成，首类是全球建设的自主研究中心，目前公布，将在杭州、北京、新加坡、莫斯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美国的贝尔维尤和圣马特奥等地设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实验室，初期计划引入100名顶尖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要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只靠企业自身是无法实现的，达摩院的第二类主体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的联合实验室，目前包括阿里巴巴-浙江大学前沿技术联合研究中心、UC Berkeley RISE实验室、清华-蚂蚁金服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等。

达摩院还有一类主体是全球开放研究项目。今年7月，阿里巴巴对外公布全球开放研究项目“AIR计划”。目前，已公布了2017全球评选结果，有来自全球33个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3个项目入选，覆盖了数据中心、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领域。

这些愿景看似远大，背后却折射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会有多广，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有多大?眼下，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历史经验证明，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成立科研机构或部门有助于自身发展。比如，上世纪末，微软就已经在中国布局了亚洲研究院，研究自然用户界面、新一代多媒体、互联网搜索等问题，研究院的创新技术号称“转移到微软几乎每一款核心产品中”，企业自身收益颇多。

当然，也有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实验室。诞生于1925年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先后属于AT&T与朗讯公司，研发出晶体管、移动电话技术、太阳能电池、激光、C语言等成果，对人类信息技术发展进程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奠基作用。

但是，贝尔实验室终究衰败了，因为它研发资金大部分来自母公司，当母公司遭遇变故或经营绩效差的时候，就影响到了实验室的研发投入。

马云称，阿里巴巴会对达摩院投入1000亿元作为启动资金，但未来，达摩院依然要靠自己挣钱。从阿里巴巴目前的规模来看，达摩院确实能获得真金白银的支持，但是，科研投入与产出从来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过程，一项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周期往往不短，1000亿投入之后，如何处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还需要达摩院的筹建者们和科学家们认真筹划。

未来可期 达摩院和一个时代的风气扭转

中国企业大搞基础科研，这在几年前听上去还不太可信。事实上，过去中国企业最被诟病的就是，只会埋头赚钱，不愿仰望星空。国内媒体经常将硅谷互联网巨头拿来跟中国互联网企业相比，在过去十年里，包括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特斯拉在内的美国顶级互联网企业都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在基础科研上。譬如，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的主营业务是互联网广告和软件开发，但最近十年，它把科研触角伸进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太空旅行、人类健康等领域，并且屡次给人们以新的惊喜(比如阿尔法Go、谷歌眼镜)。

所谓基础科研，主要区分于实用性、商业性导向的研发，就是那种跟一个企业短期内的产品和业务没有直接关系，却符合科技进步趋势、能满足人类的科技想象的长线型研究。更直白地说，短期内企业不一定能从中赚太多钱，但对人类的未来整体利益有好处。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基础科研兴盛与大国崛起通常相伴相随。17及18世纪英国基础科研的重大突破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造就了大英帝国数百年的国力兴盛;美国乘二次工业革命东风崛起，二战之后更是投入大量资源进入核能、计算机、互联网、生物工程等基础研究领域，造就了美国长时期的领跑优势。

中国企业从早期的过度商业化、功利化往更加富有远见的基础科研转向，一方面当然归功于包括马云在内的当代杰出企业家敏感捕捉到这一时代讯息，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所担负的使命有关。随着中国国力强大，对基础科研越来越重视。目前，中国在研发上的经费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全年支出达到了14169亿元，支持规模仅次于美国。

无论是英美，还是战后崛起的德日，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向来包括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往往并不是市场的研发主体，但在国家的大力鼓励下，在中国一些巨头企业实力逐渐壮大之后，这一趋势正在扭转。实际上，在国家和企业两大基础科研发动机上，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它们天然贴近市场，相比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将科研转化为成果的效率更高，而类似阿里巴巴的科技巨头长期积累的技术和已经掌握的信息数据往往也能让基础研究更快推进。

某种意义上说，今年堪称中国企业的“基础科研年”。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企业总研发经费的0.1%左右，简直少得可怜。在美国、德国等创新型国家，这一数据通常在5%以上，但这一趋势这两年发生逆转。大型企业正在成为中国创新的中坚力量。普华永道研究报告显示，阿里巴巴在2016年全球创新1000强中排名61位，研发强度(13.6%)甚至超过了同期的亚马逊(11.7%)和微软(12.9%)。有数据显示，全球跨国公司拥有世界近七成专利和研发经费。

马云在宣布成立达摩院的时候说，阿里巴巴前十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下来，现在有了底气才敢大步进入基础科研。阿里的这种发展和心态转变未尝不是中国国力变化的缩影。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辛勤积累，中国终于有国力有底气去实践满足人类科技想象的“诗和远方”，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市值也已经可以比肩全球前十的顶级互联网公司，这是中国基础科研大发展的好机会，也是一个时代风气扭转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