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酬70元一集　许多演员身兼多职

    演员们正式入住“大观园”——剧组在圆明园开设的培训班。大观园里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形体训练；上午，曹禺、沈从文等文学家和蒋和森、吴世昌、周汝昌等红学家组成的“超豪华专家团”来给演员们上课，讲《红楼梦》中的故事和人物；下午上表演课，在老师的指导下排练小品，写自己角色的人物小传；晚上琴棋书画，既是练习也是娱乐。
　　宝玉成了被宠坏的“小祖宗”，贾赦“淫笑”戏鸳鸯拍“黛玉抚琴”那场戏之前，欧阳奋强问陈晓旭，要不要跟导演申请找个替身？陈晓旭摇头，第二天就跑到中央音乐学院找老师学《高山流水》。老师带她来到古琴前，说弹一段让我看看，她坦白：“我一点都不会！”老师惊讶地瞪大眼睛：“我学了四年才弹成这样，你一点基础都没有，后天却要弹？不可能！”
　　一再请求之下，老师才同意自己弹一段，让陈晓旭照葫芦画瓢来一段。她却不愿意死记硬背，要看琴谱。老师又瞪大了眼睛：“古琴琴谱跟天书一样，你看得懂？”陈晓旭得意地点头：“在圆明园培训的时候学过。”这样苦练了两天，老师拍着她的肩膀说：“你可以出师了，去吧。”
　　为了让“插班生”欧阳奋强尽快融入到大观园的姐妹们中间，找到“宝二爷”的感觉，王扶林也给了他任务：淘气、使坏，可以捉弄剧组里的任何人，但不能过火。老实的欧阳想不出点子，跟黛玉一样机灵的陈晓旭就成了他的军师。两人把小姑娘们捉弄了个遍。到了正式开拍，欧阳奋强却真变成了被宠坏的“小祖宗”。过年剧组不让回家，要接待香港来的记者团。那是香港第一次派记者团来内地，重要的政治任务，拍大合影时却发现贾宝玉不见了。原来欧阳奋强跑回了成都过年，还叮嘱他人，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他去天津姑姑家了。“反正我是宝玉了，不会被换了，导演也喜欢我，才敢这样放肆。”
　　相比之下，饰演贾母丫鬟鸳鸯的郑铮，在剧组的过程就相当“悲惨”了。剧中有一场戏，贾赦在园子里遇到鸳鸯，要霸占她为妾。为了激发鸳鸯对贾赦的厌恶和恐惧，饰演贾赦的李颉常常会尾随郑铮，然后在背后阴沉沉地喊一声“鸳鸯”，或者从某个山石后面突然冒出来“淫笑”，惊得她一身冷汗。

　　每顿吃2毛钱一个的烧饼，住8块钱一个月的床位在当年《红楼梦》剧组，导演、制片及宝黛钗凤四人每拍一集的片酬为70元，其他演员按戏份多少依次递减为50元，40元，30元，有一两句台词的小丫鬟，每集只有20元。除此之外，每人每天还有1.2元的餐补和每个月10块钱的住宿补贴。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或许少到惊人，但要知道在1983年的北京，一个普通的国企职工每月的工资也不过40元左右。
　　但小演员们往往都是省着花，每顿吃2毛钱一个的烧饼，住8块钱一个月的床位。床位是四人间，没有独立卫生间，连行李都没地方放。于是每人进组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大塑料桶，每天早晚去水房打水洗脸洗澡。卸妆油用的是最便宜的，卸妆棉就是粗卫生纸，擦完满脸通红。
　　戏拍完，制片主任任大惠算了一下，演员的片酬加起来不到总投资的25%。十年后他任《水浒传》总制片人，付给台湾演员王思懿的片酬已是一集1万。但听闻现在“小鲜肉”拍一部电视剧收入几千万，他还是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是瞎说呢吧，瞎宣传呢吧？但当时没人对片酬发牢骚，相反，还有人领一份钱做几份工：周瑞家的、贾芸、柳湘莲的饰演者在剧中都是身兼多职，既做演员又做场务，既要收发信件，又要全国各地奔波选演员的王贵娥，还在片中饰演“尤氏”……

　　投资不够用，计财司都要“翻脸”了《红楼梦》剧组到底有钱还是没钱？任大惠的答案是：有钱，也没钱。项目成立之初，中央电视台说我们真的出不起这个钱，后来是当时的广电部计财司给《红楼梦》特批了500万。地方台拍一部6集的电视连续剧，每集可能才花两三万。500万，天价！可是跟电影比起来，这又不算什么了：广电部给电影版《红楼梦》设置的预算是2200万。
　　摊子一铺开来，任大惠发现，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这么大的剧组，光人员工资，每个月就是一笔巨大的花销。2年7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剧组先后走遍了全国10个省市的41个地区的219个景点，交通费也数目庞大。说好的2700套服装，一件也不能少；说好用丝绸料子、苏州服装厂手绣，品质也不能降低。任大惠找到广电部计财司说，我算了一下，钱可能不够……对方翻脸：500万还不够？我们没钱了！
　　整部剧中最“大”的两场戏，“元妃省亲”和“秦可卿葬礼”，小厮们浩浩荡荡抬来的礼物，瓷器、花瓶、华丽的木椟，都是六个道具师傅用纸扎的，耗时一年之久。就连贾母房间里的大瓶子都是纸扎的，刷上漆一点都看不出来。

　　家家户户唱《枉凝眉》
　　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欧阳奋强认为，87版《红楼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整个剧组有一股“红楼精神”：团结、友爱、奉献、责任。近一年来，他都在筹备“红楼梦30周年大聚首”的活动，6月17日，当年的演职人员们将举办一个400人大派对，晚上还会举办87《红楼梦》专场音乐会。“大家都老了，我头发都白了，我怕再不聚就迟了。”他说。
　　制片主任任大惠可不愿意想这么多。退休之后，他就让自己安安心心地当一个“小老百姓”，偶尔回想这辈子做过的一些好东西，觉得没白过。比如1987年5月2日那天晚上，“那时候还没汽车呢，我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走，家家户户都在唱《枉凝眉》，那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候。”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