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悉尼城区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悉尼先驱晨报》图片)
自联盟党政府执政以来,悉尼城区间的贫富差距加剧,部分原因在于低利率为双湾(Double Bay)数百居民带来了人均逾50万澳元的高额资本利得。
《悉尼先驱晨报》对澳洲税务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新数据的分析显示,悉尼皮蓬角(Point Piper)、巴尔曼(Balmain)和北桥(Northbridge)等“富裕城区”的中位收入增速,是欧田磨(Ultimo)、宝活(Burwood)和垦思(Campsie)等“贫困城区”的两倍多。
就平均收入而言,它们的差距甚至更大。城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会受到少数高收入者的影响。
2013-14年度到2017-18年度,双湾居民的平均收入上涨了85%,升至242428澳元,居全国之冠。而奥本(Auburn)居民的平均收入则在全悉尼垫底,仅为37686澳元,增幅4%。
悉尼各城区的人均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到居民资本利得的影响。在双湾区,419名居民在2017-18纳税年度申报的净资本利得共达2.21亿澳元,即人均52.7万澳元。而4年前,当地的人均资本利得仅为7.3万澳元。
在人均收入涨幅垫底的奥本地区,249名居民申报的2017-18年净资本利得总额为510万澳元,即每人20500澳元。
SGS经济与规划公司(SGS Economics and Planning)的合伙人罗恩斯利(Terry Rawnsley)表示,悉尼和墨尔本的贫富差距在过去20年间持续扩大。
“内城区居民获得金融、保险及专业服务领域高薪工作的机会,远高于中环城区居民。”他说:“中环城区的居民不得不长途通勤,才能获得这些高薪工作,或者将就接受当地提供的薪资较低的工作。”
2013-14年度,悉尼排名前十城区的居民中位收入为64487澳元。到2017-18年度,这一数据达到73462澳元,升幅14%。
然而,2017-18年悉尼排名倒数前十城区的居民中位收入,较2013-14年增长不到4%。华人区宝活、卡市(Cabramatta)和拉肯巴(Lakemba)均在倒数前十城区之列。
部分城区居民的中位收入在2017-18年不升反降,其中包括华人重镇好市围(Hurstville)和内城区的欧田磨,分别下滑2%和9%。
不过根据澳洲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的测算,同年度新州居民的薪资总体涨幅达到8.9%。
澳洲储备银行(Reserve Bank)早前警告称,超低利率可能导致资产泡沫。该行还反对将官方利率降至负值,部分原因是担心在负利率制度下,拥有巨额储蓄的人士将能够将相关资金配置到其他资产上,而低收入和没有储蓄的人士或会蒙受损失。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韦(Philip Lowe)就曾警告称,实际收入保持不变,会削弱“我们的共同富裕感”,导致部分社区人士质疑自身有无从澳洲经济成功中受惠。
与此同时,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上周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过去的十年间,35岁以下人士的收入有所下降。这使他们更难将资金存入或投资于较年长澳人目前享有的资产中。
自2006年以来,悉尼前十大富裕城区居民的平均年龄增加了两岁,达到将近40岁。在最穷困的城区,居民平均年龄略高于31岁,自自2006年人口普查以来减少了整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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